韩国人一生无法避开的六大财阀

缘起

从二战后经济发展来看，后发国家能够突破自身限制、迎头赶上，在较短时间进入高收入发达国家之列的，集中在东亚地区。1993年世界银行发布了《东亚的奇迹：经济增长与公共政策》，自此引发了对东亚模式长达二十余年的研究和讨论。

东亚地区，除日本是在战前就开始工业化之外，韩国、台湾地区、新加坡乃至中国大陆，都是在战后才开始实施工业化。尽管历经多次经济危机，日韩新台等东亚经济体，始终位处发达国家或地区之列，在科技创新方面仍然领先全球诸多国家。欧美日韩学研界对东亚模式的研究和讨论从未中断，直到最近几年，仍有相当重要的专著产出。

中国虽从经济总量和各项宏观经济指标方面已领先东亚诸国，但从经济质量和人均经济指标来看，仍与日本有相当差距，与韩国也仍有差距，在关键技术和科技创新方面，尤其是前沿科技创新所必需的基础性研发方面，体现得更为明显，这种差距要超过大多数国民想象。

尽管如此，自然科学和科技领域的进步其实并不存在实质性障碍，尤其考虑到庞大市场所带来的各种机遇和互联网时代专业知识分享的全球化。真正与发展阶段不相匹配的，是仍然缺乏对全球情势能够进行长期深入研判的社科类学研力量，而中国在这方面的资金和物力投入并不稀少，中国社科领域学研人员的待遇甚至超过相当多数发达国家。

决定未来的最终不在于有多少技术力量，而在于我们如何看待这个世界的过往、当下和未来。

选择以韩国为题，在于韩国具有东亚模式的共同特点，并且，韩国比日本起步更晚，无论是资源还是安全等方面的条件，都要比日本更差。但韩国从一穷二白，到出口导向和重化工业政策，再到汽车、船舶、半导体、新材料及其他高新技术发展，相关产业已处于全球中高阶段。

同时，东亚诸国的发展，有相当程度的内在联系，中国既是日韩的目标市场，也是日韩产业转移的目标国。从相关产业发展阶段来看，日、韩、中分别处于高端、中端和中低端三个阶段，战后东亚的产业转移，也有从日本到韩国再到中国的现象。中国的发展，对韩国的影响更为直接。早在2012年，韩国《朝鲜日报》即清晰的提出，“韩国的危险在于处于一个‘夹心’位置，高端技术比不过日本，在中低端的制造组装方面又被中国赶超，由于产业转移，韩国国内制造业出现‘空洞化’”。很显然，韩国的危机意识比中国更强。

从更宏观历史视角看，东亚的现代化是东西方两种古老文明融合的典范。借用Carroll Quigley的文明进化史观来看，日本、韩国乃至新加坡，作为律令制中华文明的边缘地带，在近代遭受西方文明的冲击后，开始与西方工业文明主动融合，但保留了诸多自身特点，这些特点构成了东亚模式的文明基础，通常的经济分析一般不会触及这个层面。

在这个视角下，我们可以将日本和韩国看作是东方律令制中华文明与西方工业文明融合的“先例”。正如Quigley所言，一个文明的核心地带，在遭受另一种文明冲击后，并不会像这一文明的边缘地带那样可以及时转向，核心地带的转向往往更慢，因为存在大量既得利益因素，同时存在过往强盛的心理抵制因素。因此，中国的转向从近代开始，直到今天仍在进行。文明融合的过程，也是原生文明再生与成长的过程。我们仍然身处这个宏大的时代命题之中。对日韩和整个东亚的研究与思考仍然非常必要，天朝上国的心态仍须摒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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